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１日电（记者郎秋红、张展鹏、王攀）“我们都是受益者”，这是记者日前在文化体制改革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。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行８年，多位亲历者认为改革对自己产生良性影响：管理者们发现作品从“叫好不叫座”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得，文化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；年轻人从论资排辈到“凭本事说话”，潜力被充分挖掘；老职工从担心毕生努力被一笔勾销到切身感受改革带来的妥善安置，艺术生命力得以延续。

“再选择回事业体制？我们都不回去了！”

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，成立近５０年的广州杂技团转制为企业。那是曹建平担任杂技团团长的第１３个年头，刚知道要转制时，她大哭一场，“不光是我，从小孩子到老人家，都在哭。以为政府撒手不管，让我们回到旧时代杂耍的社会地位。”

曹建平没有料到，仅在转制一个月后，杂技团在北京连演１４场《西游记》，收入超过１５０万元，这与以往的市场收益有“天壤之别”。“改革前我们不大考虑成本，《西游记》用了２６０多名演职员、８个货柜道具，为了拿奖不惜一切代价。转制后我们把节目压缩成６０至７０人，道具两个货柜就搞定。”更重要的是，转制前不管动作难度高低补贴都一样，很多人以“今天腰疼”等理由逃避演出。转制后实行绩效管理，能者多劳、多劳多得，不仅让杂技团的精英充满干劲，还引得外地优秀演员纷纷加盟。

让曹建平更加心安的是，转制后政府对杂技团并没有“撒手不管”，而是先后投入１０００多万元，翻修杂技小剧场和排练场，另外还拨款支持精品创作，特别是具有本地特色的作品，包括亚运会之后推出的《亚运小子》。

在这一轮文化体制改革中，很多人与曹建平感同身受。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柯军就是其中一位。２００５年１月昆剧院整体转企改制，柯军最初很不理解。不过，他很快就尝到了转制的甜头。在把演出目标从“获奖”转向“市场”后，一批“主流化、国际化、时尚化”的作品相继问世，昆剧《１６９９·桃花扇》不仅有传统版本，还相继打造出青春版、老年版、音乐版等６、７个不同版本，满足了不同剧场和观众的需要。２０１０年昆剧院演出６４４场，是转制前的６倍；收入达６０７万元，是转制前的１０倍。演员年收入也从过去不到１万元达到眼下的７、８万元甚至十几万元。

不久前中央明确昆曲可以作为公益性文艺院团保留事业编制。不过，柯军认为院团从转企改制中受益匪浅，“再选择回事业体制？我们都不回去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