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度改革与创新既要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，也要重视底层设计和具体安排。没有顶层设计，改革就会短期化、碎片化；没有底层设计，改革就会浮萍无根、浮光掠影，流于形式。

当代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三大关系和三大问题，即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、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，解决好应当如何生活、如何共同生活以及如何幸福生活的问题。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，解决好人类共同生活的问题，就是社会公正问题。只有正确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，实现社会公正，才有可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，实现社会和谐、人天协调以及民生幸福。

不能使“发展”成为少数人的特权，贫困成为多数人的命运。

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共同富裕与避免两极分化的思想，体现了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执著追求。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的制度、体制、政策的德性，是指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，体现自由、平等、正义的原则和精神，使权利和义务相统一，成本担当和利益分享相一致，使每个人都能够各尽其分、各得其所、各得其值、各遂其生，使发展的好处惠及所有的阶层、所有的个人，不能使“发展”成为少数人的特权，贫困成为多数人的命运。

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、伦理学家约翰·罗尔斯将生存、自由、平等作为社会公正、正义的基本内涵。生存原则是最优先的原则，首先要生存，身体不受任意侵害，生命不受威胁，拥有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；自由原则要求社会平等地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权利；平等原则要求在保障基本自由和机会公平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地兼顾利益平等，关怀那些处境最差者。当代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等学者则将社会公正、正义界定为对生命的平等关怀，对公民权利的平等尊重，对经济利益的平等分配。给所有社会成员以平等的待遇，是现代社会公正、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。一个社会应当通过适当的制度与体制安排，使社会成员获得充分发展与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力的平等机会，并通过公平的财富分配，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。

我国社会公正缺失，突出表现在收入分配问题上。

分配公平是社会公正的集中体现，是人们评判社会公平与否以及公平程度高低的根本标准。我国社会公正缺失，突出表现在收入分配问题上。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并持续下降；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；地区、行业、不同类型单位收入差距拉大，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不正当收益；税收调节机制不健全，“二次分配”作用弱化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滞后，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；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，中小企业的盈利空间被挤压；贫富差距持续拉大，两极分化日趋明显。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，不仅造成了内需和消费不振，带来经济风险；更是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原则和普遍受益原则，使多数社会成员自认为弱势群体，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，使社会阶层之间利益摩擦增加，使官民之间的矛盾加剧。